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2

内容简介

本书内括：“割据：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三十年”；“边疆：农村的纠纷解决与职业系统”；“：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全球化”；“逻辑：定界与交换的空间社会学”等。增订本还收入了《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学往事》和《场域与生态》两篇文章。

目录

再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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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割据：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三十年

章 边疆：农村的纠纷解决与职业系统

第三章 战场：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

第四章 ：涉外法律市场的全球化

第五章 后院：企业与机关的法制化

第六章 雷区：律师与刑事司法系统

第七章 逻辑：定界与交换的空间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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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附录 场域与生态

后记

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学往事

摘要与插图

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学往事

刘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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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读的社会学系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说来奇怪，那间狭小的屋子我过两次，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放着这个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博士论文，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我的导师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于窗外的风景，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

我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始于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时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学期，我们读的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后来我经常和人开玩笑说，这是还法律的门，上了旁门左道。之后的两年里我胡乱读了许多闲书，主要是法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对社会学并没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学期，我又同时上了李猛老师的社会理论课和赵晓力老师的法律社会学课，认真读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几本经典著作，两门课下来感觉几乎被洗了脑，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现代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四准备出国留学时，我一个法学院都没有申请，而只申请了美国和英国的十几个社会学系的博士（Ph.D.）项目。记得我次和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老师联系时，自我介绍说读过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结果他回信时很不客气地说，你如果联系其他老师的话，千万别这么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对社会学的了解很肤浅。

几个月之后，我幸运地收到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直到临行前，我读过的社会学著作几乎还是只有涂尔干和韦伯，再加上芝加哥学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称“绿色”（Green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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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快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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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身处异乡的是艰难的，除了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之外，大的挑战无疑是养成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学。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为严酷的学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训是“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让快乐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我在芝大的年，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点熄灯后从没看过书的我，在芝大的初几个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一次上劳曼（Edward O. Laumann）教授的组织社会学课，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因为前晚上睡得实在太晚，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而劳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顿时觉得无比尴尬。

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年困难的事，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系2002级入学的一共有18位同学，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几位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而我不但年龄小、英语差，而且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于是，从入学天开始，我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强很多，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加倍努力、“笨鸟先飞”。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次期中考试后才有所缓解，在那次考试里，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居然得了满分，让班上的同学刮目相看，也让我自己有些难以置信。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语言障碍只是一道门槛，没跨过去之前觉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过去了才发现，学问做得好不好，和外语关系并不大。

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三学期制（quarter system）始于芝加哥大学，据说是因为芝大建校比较晚，想尽快赶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用这一制度创新来让学生上比两学期制（semester system）更多的课程。经历了秋季学期的魔鬼训练，到了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上课不那么累了，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保证课外读书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无论学校课多忙，每有是留给自己的，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这个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学期，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篇英文论文了。后来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研究表学术论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动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大的区别，是并非以课程为中心，上课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手段，终的目的是要有原创的学术成果。有的学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几年课，都还不知道自己博士论文想做什么题目，这是可怕的事情。

年的课程结束后，我并没有回国，而是整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留在学校，组成学，准备年开学前的博士资格考试。这个考试虽然绝大多数学校都有，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会学系的考试是的，涉及社会学的十大领域，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书单，据说书单的内容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动，囊括了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经典文献，加起来有一万多页。到了这个时候，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和美国同学相差无几，但大家读得都十分吃力，有时只能靠互相交换阅读笔记来赶度。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个夏天，直到这个让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考试结束后我才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通过了资格考试，算是真正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的修行看个人的努力了。这时再回想自己在芝大年的生活，的确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是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别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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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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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美国的学校里师生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研究生甚本科生往往会亲切地直呼老师的名字，但他从不允许系里的学生直呼其名，而是要叫“阿伯特教授”。当然，他对学生也很有礼貌，我次去办公室见他时，他张口是“刘先生”，后来熟悉了之后才开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从芝大毕业到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之后，收到的封信恰好是阿伯特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来的对匿名评审人的感谢信，结果他在那封信的后手写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思达，你现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过，今为止，我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养成的哪有那么容易改过来呢？

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书都认真读的话，人一辈子多也读一万多本书而已，书再多的话只有收藏的意义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里，其实前者比后者难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结果毕业前的后一年，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

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不过说来也怪，我从在芝大的年开始，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也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再做一份书单，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法律职业，所以两门阅读课都是关于职业社会学的，两个学期读下来，让我不但精通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论文的理论突破口，也是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学徒式”的阅读课，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好的方式。

许多过来人都说，博士读的时间长了，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不只是学术观点，有时连发型、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所谓“为人师表”，或许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有只“教书”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是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当然，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在他办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结果他说，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纪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样东西都很重要，但其中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马力”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默默无闻甚终改行了。，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有道理的话，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

说阿伯特教授不关心学生，其实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的方式罢了。比如我这辈子讲的节课，是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学期，选了他的一门叫作“行动与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课——芝大的教授经常会开一些稀奇古怪的课程，比如这门研究生课，他似乎只讲过这一次，只有六七个学生——结果没想到，刚开学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岁的父亲生病了，上课前晚上他从波士顿给我写邮件，说自己赶不回来了，因为我是班上年级高的学生，让我代他组织大家讨论。我看到邮件后即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把要讨论的阅读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好在天上课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气氛也很融洽。有了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教学经历之后，我的感觉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以后无论在哪里讲课，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

阿伯特教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即使夏天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要穿长袖衬衫，有时还会戴一顶帽，很有复古范儿。我在芝大期间，只见过一次他略显邋遢的样子，那也是某个冬季学期的节课，阿伯特教授教室时，我和同学们全都惊呆了—日里衣着光鲜的他，头发蓬乱着，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个幽灵。然后，他如往常一静地告诉大家，他圣诞节之前被诊断出了，刚刚做完手术。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手术之前他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大部头的社会理论书还能不能完成。幸运女神终还是眷顾了这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继承人，他的手术很，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太忙了，那本书今都还没写完。

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纯粹的追求。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的学者，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甚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但事实上，人类知识的，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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