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央党校

内容简介

《回忆中央党校》分为研究札记、访问记录、资料摘编三大部分，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回顾了党校的发展历程。作者王渔同志原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作为中央党校校史展的学术顾问，王渔同志以82岁高龄，夜以继日地赶写文章，先后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连续发表了十多篇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和中央党校初创、发展史的论文及札记，为中央党校校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忆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目录

回忆与记述
  中共关于建立党校的决定
  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
  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
  中共苏区中央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在陕北瓦窑堡时的中央党校
  在陕北保安、定边时的中央党校
  董必武、任校长时的延安中央党校
  1938年间的延安中央党校
  陈云、谢觉哉任正副校长时的延安中央党校
  邓发任校长前期的延安中央党校
  是怎样主办中央党校的
  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生产运动
  关于干部党校教育思想研究提纲
  与马列学院
  对有关延安中央党校校史的考证
  回忆中央党校
  兴回忆延安生活片段
  曹冠群延安中央党校整风回忆
  秦纯一延安中央党校二部整风学习回忆片段
  阎达开延安整风回忆片段
  张平化忆延安整风运动
  刘刚峰关于延安中央党校整风学习的几点回忆
  刘火延安中央党校二部整风回忆片断
  白栋材延安中央党校五部整风的历史回顾
访谈录
  谈中央苏区中央党校情况
  罗明谈苏区中央党校情况I
  成仿吾谈1934：年至1937年中央党校的情况
  李景膺等同志座谈延安中央党校从瓦窑堡至延安
  桥儿沟的情况
  桑吉悦希、扎喜旺徐、沈遐熙等同志座谈延安中央党校
  少数民族班的情况
  丁昭同志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王学文谈1937年4月至1938年11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张承民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杨英杰同志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刘芝明谈延安中央党校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情况
  杨和亭、王秉祥谈延安中央党校的情况
  (1937年3月至1938年2月)
  谢北一(斐毅)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江平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王大甫谈延安中央党校生产和经济建设的情况
  高凤山谈延安中央党校1940年2月至10月的情况
  马国瑞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张秀山中央党校延安整风回忆
  付雨田等座谈延安中央党校情况
  于致远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
  李兆炳谈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情况
  杨绍萱谈延安中央党校排演《逼上梁山》等戏的情况
  王镇武谈延安平剧院与中央党校的关系
  张垄生谈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生活情况
资料摘记
  《历届中共中央委员大词典》载延安整风后曾到中央党校工作
  学习的人员名单(摘记)
  《红色中华(1931年至1934年)》(摘记)
  《新中华报》有关中央党校的报道(摘记)(1939、1940、1941年)
  《解放日报》1942年至1945年(摘记)
  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
  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
  怎样做边区的支部工作
  中央党校计划
  中央党校学习整顿三风文件计划
  怎样阅读整顿三风的文件
  学风与个人思想总结
  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结
  延安中央党校五部学风学结
  恢复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遗址调查工作组的工作计划要点
  关于征求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回忆录和历史资料的一封信
  中共中央党校陈列提纲(意见)(1935一1947年)
  中共中央党校陈列提纲(说明)(1935—1947年)
  对《中共中央党校陈列提纲(1935—19

摘要与插图

1963年、1964年我曾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史调查，访问过一些老同志，查阅过相关资料。另外，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摘记过一些有关中央党校的资料。过去，我也曾写过《是怎样主办中央党校的》和《与马列学院》两篇文章，但是关于延安中央党校改组前的情况还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现在我将所接触到的这些资料，分别整理成文，希望对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史能有些用处。
　　现在看到的中共文献档案资料中，提出设立党校问题的，是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曾这样写道：“党内教育的问题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一主张，在其《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说：“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教育党员……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由于中共四大时中共全国的党员还只有900多人，这里所说的设立党校，只是说客观上有这种必要，于可能时应当设立，并没有提出在哪里设立和怎样办党校的问题。
　　中共四大以后，由于很快爆发了五卅运动，上海、香港、广州有几十万工人参加大罢工，全国有几百万群众参加这一运动，广东国民政府经过东征、南征和平定商团叛乱，广东全省逐步得到统一。革命形势高涨，中共自身组织迅速发展，客观上需要党培养更多的人才，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党的自身发展也有了条件可以举办党校。
　　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关于创办党校的问题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七)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1)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多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2)区委之下的党校，教育一般政治知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
　　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
　　为督促各地执行这一决定，192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提出“普通及党校，照我们现在的力量都可以办到，务要实行；其办法及教材，可直向中局宣传部商定。”“望各地早日详报，万务延勿!”这时无论是普通党校还是党校，学员都是一方面在党校听课，一方面还要在校外工作，基本上还是短期训练班的性质。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因陈独秀在上海与中央局“隔绝消息”月余，不知去向，为讨论中央迁移和广东国民政府即将举行北伐后的政纲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共四大的9名中委，除陈独秀和在莫斯科出席共产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的蔡和森未到会外，其他7名中委、、、、、、全部出席，此外还有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赵世炎、陈乔年，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共青团代表等5人出席。这次会议曾提出中共中央由上海移至北京，以4名中央委员在北京组成中央局，另以两中委在广州组成中央临委。如果在北方国民军失利不能守住北方现有局面，中央则移至广州。这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