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激起了关于危机根源和如何走出危机的广泛讨论，而本书即是从视角理解这场危机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它不仅纠正了当前流行的一些错误概念，而且有力地证明了，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其实是长期严重的世界贸易失衡，而导致这种失衡的，则是某些国家所采取的扭曲国内储蓄和消费结构的错误政策。本书不仅系统考察了这些不稳定政策背后的原因，并且预言世界经济将会陷入长期严重的混乱——中国将经历“失去的十年”，欧元区将解体，而美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的再平衡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而实现再平衡的前提是，某些国家必须改变此前长期施行的错误的国内政策，比如中国必须改变其通过人为压低资金成本来维持不可持续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而德国则不能再以牺牲邻国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发展，否则欧元将无法走出危险的境地。
摘要与插图
空洞的说教很关键的一点是：一个国家投资和储蓄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国家的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显著变化。一个导致投资或储蓄变动的政策通常也会一起一国经常账户的变化。因为一国经常账户的变化也反映了该国在其他国家经常账户上的变化，这意味着这些政策必然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变化。
在一个化的世界，一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不是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不是主要由国内文化偏好或者国家政策决定的。它们也被对外政策通过贸易账户强烈地影响着。
当传统道德赞美德国人的节俭的习惯、批判西班牙人的挥霍时，也许，它这次大错特错了。当然也许德国和西班牙的储蓄率并不是由它们的传统文化偏好而是由政府政策改变的。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这是怎样发生的，到时我们就能明白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如何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储蓄率的。
当然要理解这点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因为人们往往更了解本国情形不怎么了解外国的，因此让他们去分析影响他们家庭经济状况的外国消极或积极的条件的确比较困难。而且，人们通常更乐意从道德层面上去分析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勤劳习惯、传统文化等等。
例如，如果欧债危机是由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如德国人勤奋造成的，那么解决欧债危机的方式就简单了——只要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像德国人那样工作就好了。根据这种解决方式，希腊人、意大利人、欧洲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都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当然你也必须舍弃他们的美食、时尚和灿烂的笑脸。
同样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中国的高贸易顺差？众所周知，中国人比他的贸易对手们更加重视节俭和勤劳。事实上，我们更普遍的认为，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一个积极的儒家文化支持者在他的书中《亚洲能思考吗？》指出的那样，儒家价值观包括“君为臣纲”、尊重公共利益、节俭、保守以及尊卑有序等一系列价值观。
抛开那些典型的封建社会价值观，事实其实复杂得多。我们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国内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决定的，与传统价值观无关。只有理解了关于经济的国家政策和制度结构是如何影响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的，才能够弄懂这一点。不幸的是，文化和个人偏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意义重大，虽然他们易于理解。
今天，世界广泛认为儒家文化造就了东亚国家的快速增长和贸易盈余，但是仅仅在五十年前，它还被认为是造成亚洲的持久和贫穷的元凶。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60年代，儒家文化因为其内在的惰性和无谓的挥霍遭到了大量的批判，甚至超过了过去两千年间中国法家对其的批判。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批评者批判儒家懒惰、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曾经写道：“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
即使是新加、内阁资政——一位人们普遍认为的儒家价值观的烈的支持者，在解释亚洲的高储蓄率和快速增长时，也不能够反驳墨子的观点。他在1974年4月28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抱怨说，新加坡的华人“挥霍无度，储蓄很少”，为此，他声称，有必要推进他的政策，以使人们储蓄一部分当期收入。
但是事情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从20世纪70年代亚洲经济开始迅速增长之后，人们对于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认识来了一个的大翻转。如今，儒家对于节俭和勤奋的观点似乎又能够解释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了。
怪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