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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越南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位置，并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快的国家之一。与前些年中越经济关系中“贸易热、投资冷”的状况有所不同，2018年中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促使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有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在越南面临着“双重劣势”与中别的国家风险。如何应对来自越南当地的制度压力，成为中国企业在越南经营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书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结合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在越南经营的中国企业为例，试图发掘东道国制度压力对企业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及其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以及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机制，并将基于企业高层管理风格的相关研究，探索不风格在其中的调节机制。
目录
章 绪论 节 研究背景 节 问题的提出 第三节 关键概念内涵与界定 第四节 研究基本框架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节 理论基础 节 企业 化的制度压力相关研究 第三节 本地化相关研究 第四节 自主权相关研究 第五节 风格相关研究 第六节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第七节 本章小结第三章 越南投资环境与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现状研究 节 越南概况 节 越南投资环境发展现状 第三节 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第四节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第五节 本章小结第四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绩效影响机制的探索案例研究 节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节 案例探索的理论预设 第三节 案例设计方法论 第四节 案例企业简介 第五节 案例内数据分析 第六节 案例间数据分析 第七节 本章小结第五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节 理论模型的提出 节 研究假设 第三节 本章小结第六章 调查问卷设计与小样本预调研 节 问卷设计方法 节 各变量的初始测量量表 第三节 小样本预调研第七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节 样本数据搜集 节 企业层面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 第三节 量表质量与变量结构分析 第四节 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及企业绩效影响关系研究 第五节 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效应分析 第六节 风格的调节效应分析 第七节 本章小结第八章 结论、对策与展望 节 研究结论 节 理论贡献 第三节 管理与实践对策 第四节 研究局限 第五节 未来展望附录1 企业访谈提纲附录2 在越中国企业制度压力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调查问卷参考文献后记
摘要与插图
章;绪论
本章作为开篇呈现本书的整体概况，主括以下内容：首先，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引出本书的选题——东道国制度压力对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绩效的影响机制；其次，对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企业绩效风格等相关概念进行了内涵界定；再其次，指出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结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后，闸述了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节;研究背景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大国博弈等因素正冲击着世界经济，中国的“”建设也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杨挺等，2020）。本书源于在更为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经营状况的观察。这些国家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经济、法律、贸易制度不够完善（李猛，2017；刘海猛等，2019）。以越南为例，中国企业在此除了享受低廉的生产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之外，当地制度环境的作用非同寻常。例如，越南各级的法律法规以及越南当地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等都给在当地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许多影响与挑战。那么，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越南当地的制度压力，把握发展机遇，并终提升企业绩效呢?
一、现实背景
（一）“”倡议、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倡议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复杂局面，与沿线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为中国企业在的发展提供了的机遇（佟家栋等，2017；益民等，2019；周丹妮和项丽亚，2020）。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稳定增长态势，2013~2020年累计直接投资1351亿美元，占同期中国OFDI12.1%①。2021年3月5日，理在工作报告中四次提及“”，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各国高质量共建“”的坚定决心始终未变。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两国建交已有70年历史，经历了从“”到“关系正常化”再到“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发展阶段（黄兴球，2020）。越南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位置，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李巍和罗仪馥，2019）年又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建设和产能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越南大的贸易伙伴（张磊，2020），越南也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在东盟大的贸易伙伴（阮国长等，2019），目前越南出口贸易对中国附加值的依赖程度远超其对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罗仪馥，2020）。
，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出现过三次明显的高潮：次是2010年，受到2009年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双反”调查的影响，相关行业开始大规模将制造基地迁移越南；次是2016年，当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处于不断推进过程中，不仅促使中国企业加速转移到越南，而且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如三星、阿迪达斯、耐克等）也将位于中国的生产加工基地迁移越南；第三次则发生在当前，与2018年中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直接相关。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流量约为24.6亿美元，成为越南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而且中国企业在投资项目数上名列④。由此可见，与前些年中越经济关系中“贸易热、投资冷”的状况（齐建国，2014）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大批进军越南已成年来新出现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