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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政治
报纸：1903年的《苏报》
——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书写与密码：晚清皇朝“灵晕”的离散
京报、新闻纸与清信息控制能力的式微
“”、与生意：南京国民时期违刊的产制、流通与管理
报刊现代政治人物与思想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对西方自由和权利学说的发挥
论抗战时期国家认同及其建构的具象表达
——以漫画新闻为例
战后普通知识群体的报刊论政
——《观察》周刊“读者投书”栏考
世间宁有公言？从“萨水”悲剧到新记《大公报》的新生
—一以林白水的办报与言论为中心
新间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
——对”新网论争三十年”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报刊与舆论
抗战前日本在华新闻舆论势力的扩张与建构
——以“满铁”在华新闻活动为中心的解读
“典论干政”《申报》与同光之际的西征举债
瘟疫、谣言代东北民众心态
——19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春“日人水井撒毒”潘言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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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插图
前言
章士钊的口气真是不小：查清末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①这想表达什么呢？“前此所无”好懂。《苏报》之前的内地报纸，“放言”者好像是没有。难解的是“后此亦不能再有”一点说，《苏报》被封后不久有《国民日日报》，还曾被称为《苏报》。拉远一点，1905年《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笔战，虽非发生于内地，但“于各种问题，推极研穷；一文之作，累数万言”0，影响裹卷海内外。，这句话的重读之处莫非不在“放言”，而是“自甘灭亡”，即“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目今报刊史论著突出的是这一点：畅言无忌被祸，人入狱，报关门。这一个故事，正是所有报刊史的重彩浓墨之处。②由此，《苏报》值得书写不是因为《苏报》本身，而是因了“苏报案”，也是“自甘灭亡”。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自甘灭亡”之说，实属事后的一种“修辞”，以衬托“放言”举动之壮烈。究其实，《苏报》从来没有“自甘灭亡”的打算，无论是陈范还是章士钊都是如此。②“自甘灭亡”是料想不到的变故，并非事先谋划。以结果来评判之前的活动，中国报刊史研究犯了后见之明的大忌。退一步讲，即便《苏报》真的是因“放言”而“自甘灭亡”，亦不能显示其对于中国报刊史的任何意义。与报刊史不同，中国现代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倒是十分在意《苏报》的“放言”。不过，他们关心的是“放言”了何种“”，并常常使之与同期乃后续的政治和社会事件比较来推断评价《苏报》，政治和社会变化的状况成为确定《苏报》价值的刻度。暂不说这有把内容等同于思想影响或社会效果之嫌，更可能导致如同法国大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关心的不是大的经验，而是其因与果。或者如曼海姆所说的，把发生于这个阶段的一切都看作“思想”的后果。其实，“行动的实际爆发取决于狂热和狂喜的能量”而不是思想，思想本身成不了驱动力。⑤由是，《苏报》“放言”的特殊——如何“放言”——这一切关乎报刊实践的重大问题，被边缘化甚掩而不见。媒介固然有政治工具的一面，同时媒介也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