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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基督教思想评论丛书”是加拿大维真学院主办的系列丛书，刊录汉语学界基督教研究前沿，是汉语基督教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化平台。本辑包含文章22篇，分为“神学历史研究”、“《圣经》研究与文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国宗教研究”“书评”五个主题。
“神学历史研究”的8篇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分别讨论了爱比克泰德的神意论，尼撒贵格利的救赎观，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和“为恶而恶”的观念，阿奎那的本体论，马丁路德的家庭伦理观，纽曼的历史神学以及东正教的圣徒崇敬。文章基本都能深入到神学思想史的内里，探讨细致。
“《圣经》研究”收录了4篇文章，涉及神权和王权问题，参孙形象问题，树意象问题，以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的反映等。
“宗教文化研究”中的3篇文章，则从西梅尔、希克、普兰丁格的理论出发，讨论现代生活中宗教与社会的互动。
“中国宗教研究”也包括3篇文章，既有文学的角度，也有神学概念的角度，还包括人物研究的角度，多方面呈现基督教在中国相关问题。
本稿还收录书评4篇。
目录
〖神学历史研究〗
爱比克泰德论“神意”
神的旨意与人的自由：尼撒贵格利的救赎观
论奥古斯丁的“为恶而恶”的观念
奥古斯丁与莫尔特曼的时间观比较
阿奎那论“从无创有”（二）：自然神学的本体论基础
圣徒崇敬的神学基础初探
属灵的操练：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伦理观
纽曼的历史神学
〖《圣经》与文学研究〗
论《圣经》中的权力观——神赋予、收回、制约王权
不一样的参孙形象阐释
《摩西五经》中的树意象与《金枝》中的树神崇拜之比较
西方文学想像与《圣经》叙事的平行研究
〖宗教文化研究〗
文化的危机及其在宗教领域中的表现——西梅尔的文化理论管窥
“彩虹之喻”与“彩虹之约”——论希克宗教多元论与基督教教义的不可通约
“多元”与“排他”： 生存视角下宗教对话的可能性问题
〖中国宗教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困境与缺失及其启示
从经验和情感两种赋义方式来看“汉语神学”的概念争议
投桃报李？——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的中英关系研究
〖书评〗
加尔文的敬虔观——读《基督教要义》中文版
加尔文神学语境下“认识”的双重内涵——《基督教要义》中文版简评
良心自由：公民社会的“灵性资本”——《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评介
当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评《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
《哲学的慰藉》翻译史及研究述评
摘要与插图
投桃报李？——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的中英关系研究
王兴
国家图书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
摘要：在中西交通，尤其是中英关系研究方面，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牛津大学第三任汉学教授苏慧廉曾以一名在华近30年的见证人的视域详细考察了中国与英国的历史交往、相互影响与现状。通过对其中英关系争议问题研究的典型分析，本文指出，一方面，苏慧廉的研究已然撇弃了当时传统汉学的关注重点，而将研究对象聚焦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的回应，是近代中国在外交、贸易、经济、财政、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变革，可算是西方近代中国研究的萌芽；另一方面，尽管苏慧廉宣称中英历史交往在给中国带来诸多变革的同时也造福了英国，因此中英两国理应成为互不可缺的友邦，从而实现“投桃报李”，但事实上，这一观点背后多少隐藏着某种白人的优越感或“白人的负担”。
关键词：苏慧廉；中英关系；中国研究；投桃报李；白人的负担
曾有西方学者感慨：“如果没有鸦片，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截然不同。”的确，身处康乾盛世的中国人不会料到，一个“古不通中国，至天启间始有闻，又未来华，故不见《明史》”、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才来互市的欧罗巴洲强国、人称“红毛”的“英吉利”，会是日后导致满清“国祸民殃”的鸦片的输入者，以及利用炮舰外交和不平等条约将老迈的中国强行拖入“现代”世界的始作俑者。而在今天的普通中国人看来，作为近代中国的施害者之一，英国——这个19世纪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带给中国的一度尽是惨痛的记忆：从鸦片的输入、侵略战争的发起、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的强加、“国中之国”租界的设立，到政治的干涉凌辱、经济的剥削掠夺、文化的渗透流毒……其于中国的罪行和伤害，几乎可以算得上罄竹难书。
不过，身为施害一方的国民，某些英国人眼中的近代中英关系却呈现出另外一番面貌与性质。在其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曾经旅居中国近30年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牛津大学第三任汉学教授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1861—1935）就向西方系统地通报了他所认识的中英关系嬗变，并对中英关系中的一系列争议与热点问题进行了所谓的廓清，进而提出“投桃报李”式的基调概括与政策建议。
一、贸易、鸦片与战争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近代中英关系是一场典型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而在现代关系理论视域里，19世纪中期中国、日本的大门被以英国为的西方势力强行打开之时，也就是一个单一的、的、性的体系正式形成之时。这是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军事—政治体系，其前奏可上溯至16世纪晚期性贸易体系的形成。近代中英关系也正是始于贸易（互市），它的发生发展可谓是规模的体系塑造过程中局部却相当重要的一段。
苏慧廉显然深深明了贸易对于中英关系的意义。在他看来，“贸易是交往的始因，毫无疑问，贸易也是历人类交往的主要动机之一。”多年前中欧交往的发端就是源于中国丝绸和铁制品的西输。这也是中英关系所能追溯到的线索。在随后1000多年的时间内，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日益壮大的英国商业势力屡屡向中国发出试探，并于1637年次出现在中国沿海。尽管由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和葡萄牙人的阻挠，中英直接贸易迟至1699年才得以实现，但英国人200年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其商业代理人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合法入驻。然而，有限的通商机会和清廷上下对外商的盘剥、歧视实在难以满足英国商人同中国这个“热衷于讨价还价、极的贸易民族”自由贸易的需求。实际上，英商本无索取任何排